2020年是十三五規劃的最后一年，也是十四五規劃即將啟動的關鍵一年。但是在這樣一個關鍵時刻，由于新冠肺炎肺炎疫情的影響，中國經濟面臨著嚴峻的挑戰。數字經濟已成為經濟復蘇過程中的重要力量，大力發展數字經濟已成為共識。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明確提出創造數字經濟新優勢，9月,習近平總書記在為北京舉辦的服務貿易講話中強調，要積極促進數字經濟的蓬勃發展。　　目前，中國經濟發展進入新階段，國內外形勢復雜多變。不變的是，發展數字經濟是各國的共識。我國采取了哪些措施來促進數字經濟的發展？各地區積極發展數字經濟應注意哪些問題？十四五規劃中數字經濟發展的重點是什么？《中國信息界》記者采訪了工信部賽迪集團總經理兼賽迪顧問總裁秦海林，以尋求這些問題的答案。　　秦海林是高級經濟師，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主要從事工業經濟、產業規劃、園區戰略定位、財稅政策、國際經貿規則等領域的研究，為國家部委、地方政府、國家園區等部門提供智力支持，圍繞制造業優質發展、中美經貿磋商等重點問題進行深入研究，主持編制多個省市中國制造2025行動計劃。　　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明確提出工作報告》明確提出創造數字經濟新優勢，重點支持兩新一重建設。您怎樣理解國家把“兩新一重”作為工作抓手？兩新一重建設對數字經濟的發展會起到什么作用？　　秦海林:兩新一重是在中國經濟發展進入新階段、世界經貿格局重大調整的背景下提出的，是指新基礎設施建設、新城鎮化建設、交通、水利等重大工程建設。　　兩新一重與數字經濟的關系可以從數字經濟的構成來分析。　　數字經濟主要包括新基礎設施建設、產業數字化、數字產業化和數字治理四個部分。　　新基礎設施建設主要是指滿足未來產業發展的新基礎設施建設，包括5G工業互聯網等。，與數字經濟密切相關。　　工業數字化主要是指促進傳統產業轉型升級的途徑。通過數字化轉型，工業企業可以提高質量和效率。數字產業化是使數字不僅停留在工具層面，而且實現數字商業化。無論是工業數字化還是數字產業化，都需要鋪設基礎設施，包括光纜、光電、通信網絡等新型基礎設施。　　在新的基礎設施建設過程中，我們非常關注數字經濟中的一個重要因素——數據。十九屆四中全會明確把數據作為一種新興的生產要素來參與分配，而搞好新型基礎設施建設才能使數據這一新興生產要素的價值充分發揮出來。　　新型城鎮化建設與數字經濟中的數字治理密切相關。以前我們講的是智慧城市，現在更多的是數字城市。可以說，一個城市的發展與數字密切相關，需要在城市的一個平臺上實現各個領域的數據。這就是我們所說的城市大腦，可以快速總結一些信息，為重大決策提供參考。　　交通、水利等重大工程建設也應納入數字經濟，并與數字經濟的內容相結合。要提高交通和水利的便利性，數字技術和手段是治理和管理不可或缺的。　　因此，兩重一新的提出明確了數字經濟發展的基本方向，將對數字經濟起到積極的推動作用。　　中國信息界：數字經濟要發展新經濟、新業態，還要促進傳統經濟的數字化轉型，促進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的深度融合。你認為我國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的融合發展現狀如何？有哪些亟待解決的問題？需要重點做哪些工作？　　秦海林:十九大報告提出推進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和實體經濟的深度融合。因特網，大數據，人工智能都是數字經濟的重要技術，將數字技術，數字業態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即將數字產業化。此前，中國強調推進兩個產業的融合，即工業化和信息化的融合，但現在更加明確和具體地提出了數字化與實體經濟的融合，以數字化的手段促進實體經濟的轉型升級。　　目前，數字產業化仍處于探索階段。許多數字企業，如人工智能企業、大數據企業和互聯網企業，都在積極尋找制造業等實體經濟領域的應用場景。　　這些數字企業正在建立自己的解決方案。例如，百度作為一家互聯網公司，正試圖延伸到無人駕駛等汽車行業，這可能會創新新業態和產品。　　此外，制造業等領域的傳統企業也在推進數字化轉型，在轉型過程中衍生出一些新的業態，使得傳統企業具備向外界輸出數字化解決方案的能力。比如三一重工、海爾等企業都在建立行業內的工業互聯網平臺，通過這種方式縱向開放產業鏈、供應鏈、上下游。正是這樣的龍頭企業帶動了產業鏈的上下游互動和信息互動，這是行業內實現的數字化轉型。與此同時，一些企業還為其他行業提供數字化解決方案。例如，三一重工的解決方案跨領域服務于其他行業，這必然會導致一些新的業態變化。當然，這種格式的變化還在探索中，沒有特別好的成功模式。　　但值得注意的是，當我們向其他行業傳遞解決方案時，難免會遇到一些行業壁壘。比如三一重工作為工程機械領域的企業，如果向紡織企業提供工業互聯網解決方案，肯定會面臨不了解紡織行業的問題。因此跨行業進入門檻較高，需要對所涉及的行業有深入的了解，才能提出適當的解決方案。　　要發展工業互聯網，必然面臨跨行業標準統一的問題。假如建立一個通行的工業互聯網平臺，打通不同的行業，那么工業就不再是工業，甚至沒有行業之間的界限。　　事實上，我們還不太清楚這些變化會是怎樣的，隨著科技的發展，行業是否也會重建。例如，競爭對手不再來自同行業，而是來自跨行業。舉個簡單的例子，膠片不是被膠片行業的企業消滅，而是被數碼相機取代；數碼相機不是被相機領域的競爭對手打敗，而是逐漸被手機廠商取代。因此還處于探索階段。　　《中國信息界》：當前，在國家政策的引導下，各級地方政府紛紛將大力發展數字經濟作為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舉措。你認為數字經濟將如何賦予區域經濟發展權力？　　秦海林:要發展區域數字經濟，必須結合當地工業發展的特點。　　比如杭州發展數字經濟，走數字產業化的發展道路，主要圍繞阿里巴巴，培育更多的數字企業，把數字變成產業，把數字工具商業化、市場化，形成新的商業模式。　　例如，貴州省在發展數字經濟時，從大數據入手，主要是結合自身的資源稟賦。貴州省天氣涼爽溫和，森林大，電價便宜，適合建設數據中心。　　此外，內蒙古自治區也提出發展大數據，這也有利于自身的資源稟賦，但與貴州省不同。一方面，內蒙古自治區土地廣闊，電價便宜，天氣溫和，與貴州省相似；另一方面，內蒙古自治區利用其獨特的地理位置發展數字貿易。呼和浩特建立了新區斯林格爾，為蒙古、俄羅斯和中國北方偏遠地區提供數字貿易服務。　　可見，無論哪個地區，發展數字經濟，只有充分發揮自身的區位優勢和資源優勢，創造自己的數字經濟特點，才能成功。　　中國信息界：今年是十三五規劃的最后一年，十四五規劃即將啟動。目前，逆全球化思潮興起，一些國家單邊主義盛行，中國5G等高科技企業在海外受到一些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的阻撓，芯片等關鍵技術和設備面臨著被外國卡脖子的困境。在如此復雜的國際形勢下，你對中國十四五期間數字經濟的發展有什么建議？你認為發展的重點應該放在哪些方面？　　秦海林:十四五規劃需要適應中國的發展階段、環境和條件變化。5月23日，習近平總書記在看望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十三屆全國委員會第三次會議經濟界委員并參加聯合會議時，深入分析了國內外形勢，列舉了世界經濟深度衰退、國際貿易和投資大幅萎縮、國際金融市場動蕩、國際交流有限、經濟全球化逆流、部分國家保護主義和單邊主義盛行、地緣政治風險上升等一系列不利局面。今年以來，習近平總書記一再強調，要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　　如何理解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這一新的發展戰略，我認為這意味著我們必須有自己的底線思維。以前去國際市場買買，現在要意識到以后更需要的是自主創新。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中國的干擾將長期存在。我們應該有這樣的心理準備，不要再有任何幻想。當然，我們不想放棄與其他國家的開放合作。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中國開放的大門不會關閉，只會越開越大。中國提出了一帶一路的戰略倡議，即加強與世界各國的合作。　　因此，在制定十四五規劃時，必須抓住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戰略主線，進行布局和實施。　　就數字經濟而言，我認為，“十四五”期間，我國要加大數字貿易的發展，推動服務貿易的對外輸出，增加我國服務貿易的輸出比例。　　過去，雖然中美貿易對美國有順差，但主要是貨物貿易的順差。在服務貿易方面，美國對中國是順差，所以我們現在非常重視服務貿易的輸出。9月，北京舉行了服務貿易協會。習近平總書記在講話中指出，要順應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的發展趨勢，推進服務貿易的數字化進程，加快數字領域的國際合作，積極促進數字經濟的蓬勃發展。　　在數字經濟的發展中，數字貿易的發展非常重要。現在我們要開辟國內外雙循環，中國的數字經濟發展已經走在世界前列，一些技術已經處于領先地位，為我們更多的出口服務貿易奠定了基礎。與此同時，貨物貿易面臨著巨大的成本和供應鏈問題。此外，由于海外疫情的影響，國際進出口貨物貿易面臨著巨大的調整和挑戰，我們現在可以通過數字貿易和服務貿易來突破這種物理空間的限制。　　習近平總書記非常重視十四五規劃的制定，并為此召開座談會。由此可見，中國數字經濟能否快速發展，形成規模，形成自己的競爭優勢，取決于十四五規劃的五年。　　另外，在十四五期間，在數字經濟領域，對于被外國卡脖子的核心技術，我們要加強攻克。同時，要進一步增強風險意識。伴隨著反全球化思維的蔓延，我們意識到以前的風險意識還不夠，過于依賴全球化。因此，習近平總書記提出要有風險意識和機遇意識。如今，數字經濟的機遇來了。文章來源:賽迪顧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