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2004年“廊坊共識”的出臺到2014年的“2·26講話”(習近平主席在北京召開座談會，聽取京津冀協同發展工作匯報并在會中提出七點意見)，十年的時間，北京在尋找疏解自身壓力的辦法，京津冀三地作為一個整體則在尋找共同發展的最佳路徑。

　　在國家發改委國土開發與地區經濟研究所所長肖金成看來，2014年之前的速度，無論從規劃層面還是現實層面，都顯得有一些緩慢，鮮見明顯的效果。僅統領三地發展的綱領性文件出臺，就經歷了兩次“夭折”。

　　自2014年開始，京津冀協同發展，尤其是對于北京疏解非首都功能的消息開始“顯山露水”。這一年，河北省的《新型城鎮化規劃》將保定定位為“畿輔節點城市”，與此同時，中央決策層授意之下成立的頂級智囊隊伍，則開始了反復多次的三地調研與建言。更加明顯的信號釋放是中央高層對河北的考察變得異常頻繁。

　　2015年4月，被看作三地協同發展的綱領性文件《京津冀協同發展規劃綱要》面世。兩年之后，2017年4月1日，保定三縣成為了歷史的選擇，并且有了一個新的名字———雄安新區。

　　

　　無論從事前還是事后看，這樣的選擇都不是“率性為之”。在雄安“問世”兩天之后，京津冀協同發展專家咨詢委員會組長徐匡迪向外界表示：“這是綜合考慮了交通、地質、水文、建設成本等多方面因素，經過反復論證后決定的。‘新區’如同一張白紙，具備高起點高標準開發建設的基本條件。”

　　尋找的十年

　　肖金成認為，如果以2014年的“2·26講話”作為一個時間節點，此前的十年對于北京而言就是“尋找的十年”。

　　2014年2月26日，習近平在北京主持召開座談會，專題聽取京津冀協同發展工作匯報，京津冀協同發展由此正式上升到國家戰略層面。

　　時間追溯至十年前，2004年2月12日，一次同樣頗具時間意義的會議在北京之南60公里處的廊坊市展開。

　　由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地區經濟司牽頭，北京、天津、河北省(秦皇島市、承德市、張家口市、保定市、廊坊市、滄州市、唐山市)發展改革部門的負責人，共同召開了京津冀區域經濟發展戰略研討會，石家莊市、衡水市、邯鄲市、邢臺市發展改革部門作為列席單位出席了會議。

　　時任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國土開發與地區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的肖金成以智囊的身份參與了這次會議。作為研究多年區域經濟規劃領域的專家，他對京津冀一體化的相關命題始終在密切關注。

　　會議分析了京津冀區域發展與合作面臨的形勢和問題，并研究提出了相關的對策建議，經幾方充分協商，達成了十條共識(后被稱為“廊坊共識”)。肖金成所在的研究所參與了“廊坊共識”的起草。他告訴經濟觀察報，“廊坊共識”即是要開啟京津冀一體化的合作之路，解決北京的“城市病”，同時推動京津冀的共同發展。

　　此前，肖金成對北京城市規劃的命題已經有所研究。2004年，他畫了一幅首都功能疏解圖，在這幅圖中，通州和順義作為兩個新區，用來疏解非首都功能。肖金成告訴經濟觀察報，當年出臺的北京市城市發展規劃修編沒有采納他的提法，不過通州和順義被定位為“重點新城”，以別于此前的12個“新城”。這其中的區別是，12個新城是各個縣作為投資主體，而“重點新城”則是北京市作為投資主體，更有利于集中力量辦大事。

　　2012年，通州在一次黨代會中被提議為北京城市副中心，這中間已經過了八年的時間。肖金成說，2004年以前，就關于京津冀的發展，也有所謂的經濟協作區之說，但是缺乏正式的合作架構，也沒有出臺什么官方文件。“廊坊共識”的出現，一是基于區域發展差距大，二是在合作中也出現了一些問題，京津冀合作始終難以推進。

　　十年之中，合作一直推進，盡管速度在外界看來有一些緩慢。肖金成簡單回顧道，2005年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以下簡稱國家發改委)在河北唐山召開了京津冀都市圈的規劃啟動大會，該規劃本該在2006年完成，并于“十一五”期間批準，但最終規劃并沒有推出，也沒有得到相關批準。2011年，“十二五”規劃提出要促進京津冀一體化，建設首都經濟圈，國家發改委開啟了第二輪規劃，即編制首都經濟圈規劃，但直到2014年2月26日，規劃依然沒有完成。

　　規劃為何遲遲不能出臺？肖金成表示，主要原因還是出在合作上，三個省市都有各自的利益訴求，很難達成一致，導致規劃不能如期推出。

　　不過，都市圈的規劃一直在編制過程中。2011年，國務院批準了河北省沿海經濟帶的規劃，規劃明確提出建設曹妃甸新區，北戴河新區、渤海新區。“京津冀的合作始終在推進，肖金成認為，但是畢竟緩慢，也沒有收到明顯的效果。”